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农耕民族，国人的信仰有着自身的特点，也潜藏着邪教蔓延的因素，对此进行分析有助于理解现时邪教产生的原因和对邪教治理对策的抉择。

　　一、国人信仰的特点

　　在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国人的信仰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实用性。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在漫长的文明历史中，我们的先人从黄河、长江等大江大河形成的冲积平原中受益，学会了播种五谷，刀耕火种，春种秋收。较之于游民民族，这样的生活方式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收入保障，但在水利、气象、种子、农药条件尚不发达古代社会，农业还主要是靠天吃饭，种植技艺也主要靠辈辈传授，生存很艰难，没法想别的，因此，我们的祖先不喜欢对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妄加揣测，所谓“子不语怪异乱神”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我们的祖先敬天敬地敬先人，北京有天坛、有地坛、有神农坛，那是皇帝用来祭天祭地祭神农的地方，普通人家则信老天爷、祭祖，都是祈求风调雨顺，希望五谷丰登。就连观音菩萨，在佛教里是普度众生的，我们的先人不信这一套，心想你观音大慈大悲，那么有能耐，就赋予了她送子的功能。

　　二是多样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国人的实用性信仰也逐渐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信仰的神，如商人信仰的财神原来是比干，后来又加上了关公，医生新信的神是孙思邈，学子们信的神是文曲星，甚至连性工作者也信神，据说他们信的是管仲。到后来，小偷小摸也信神，他们信的是梁山上的梁上君子时迁。这种多样性是与实用性相联系的，有人说在中国，祭祀像请客，菩萨和祖先共祭，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新科开考敬的除了孔圣人外，还有一些大鬼小鬼一样的纸人，据说是防止这些邪恶的怪物出来捣乱，影响考生的发挥。可见，只要是有用，没有什么事不可信的。

　　三是盲从性。由实用性和多样性还诞生出了盲从性。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只有道教，而道教的产生比较晚，在此之前，道教更多地表现为道家学说，是诸子百家的一种，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东汉末年，佛教传到了中国，因讲求今生受苦，来世有好的报应，这种因果报应有助于阶级统治和低层民众的心愿，也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我们看电视剧《康熙王朝》，清朝大军西北征战葛尔丹，康熙和不少将士得了疟疾，生命危在旦夕，基督教传教士随身携带的金鸡纳霜救了康熙的命，所以康熙下旨允许基督教传教士随驾回朝传教。可见，这种盲从性和多样性是和实用性联系在一起的。多样性的信仰为基督教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基督教异端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二、邪教蔓延的原因分析

　　邪教与正教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正必有邪，正邪自古不两立，邪教的产生几乎与正教一样长远。

　　一是精神信仰缺失。在中国，一般认为邪教的出现最早是在魏晋南北朝，当时出现的弥勒教被认为是邪教，之后在宋元明清时期，邪教繁衍近千年不断。明朝灭元靠的是明教，而朱元璋登基之后不久，就宣布明教为邪教，并对邪教徒大开杀戒。清王朝的由盛转衰也是由白莲教的兴起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镇压了一批会道门分子，打击了邪教的嚣张气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多元化，邪教活动又沉渣泛起。如果说邪教的产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的话，那么即使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内存于心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不会自动消失。尤其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下岗、失业人员增多，人们对自己的未来缺乏安全感，信仰的缺失造成精神的迷茫，不少人转而到宗教中寻找精神寄托，这也为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便利之机，一些邪教如法轮功、全能神冒用宗教的名义用小恩小惠拉拢和欺骗信徒，造成邪教活动的蔓延。因此，反邪教必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我们与邪教组织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

　　二是神职人员缺失。在国外，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是在神职人员的严格指导下活动的，平均每200人中就要一个牧师，牧师者，牧养信徒也。而我国由于基督教发展过快，平均1.5万人中才有一个牧师。由于神职人员太少，很多人坐在一个大教堂里，乱哄哄的，即使牧师授课也听不清楚在讲什么，更不用说是一对一的心理疏导。而基督教新教本身就是一个宗派林立的宗教，人人都可以讲《圣经》，人人都可以称“祭司”，这样就给一些人私下传教乃至传播邪教提供了便利之机。有统计表明，在基督教中异端特别多，世界上的邪教有超过80%以上是由基督教衍生的。

　　三是盲从人数众多。在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又缺乏一致的精神信仰，即使马路上死了一头驴，也能引来大群人围观，更不用说邪教的传播了。由于邪教主的巧舌如簧，不少人根本不了解邪教主的教义和险恶用心，就稀里糊涂地跟着盲信。在瑞克·艾伦·罗斯新著《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中，暴露出很多小型和家族式邪教，这些邪教对人固然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但这种灾难毕竟是局部性的，影响和波及的人数有限。而在中国，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动辄信徒上百万，产生的危害也非常巨大。但这些信徒，多数人仅仅是盲从，并不了解邪教的危害，可以说，这些信徒也是邪教的受害者。

　　三、治理邪教的对策抉择

　　讨论过国人的信仰特点和邪教蔓延的原因分析，接下来治理邪教的对策抉择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概括起来不外乎三个个方面。

　　一是提倡崇高信仰。在我国，崇高信仰包括共产主义理想以及由派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想信念、辩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等。这是一种先进的信仰，是我们国家公民信仰的主流。在宣传思想领域，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精神产品不去占领，腐朽的、没落的东西就会趁虚而入。要发力宣传和弘扬，用主旋律和正能量教育和武装广大公民，挤压邪教生存的空间，这是以正压邪的重要方面。

　　二是保护正常信仰。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如果公民要信仰宗教的话，也必须信仰正宗的、合法的宗教，就是我们常说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五大宗教从本质上说也是唯心主义的，但宪法保护公民的这些信仰，也是要最广泛地团结广大宗教信徒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公民从事宗教活动，应当以爱国护教为前提，不得从事违反国家法律的活动。宗教信徒应严格抵制邪教活动，这是宗教反邪的重要方面。

　　三是打击邪教活动。首先，对于邪教活动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的揭露和批判。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很多群众对什么是邪教，怎样的抵制邪教并不十分清楚，政府和有关部门有责任告诉群众，以增强群众的辨别力。其次，依法实行精准打击。对邪教活动要打早打小打苗头，不要等到邪教坐大成事、大尾不掉了，再去打击就费事了。需要指出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依法打击邪教是正义的事业，没有什么理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