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热潮并一直持续至今，它具体表现为相当普遍的对公共世界的疏离、冷漠，以及政治参与热情的衰退;表现为对物质欲望、身体快感的无限度追求、对个人内心隐秘经验的变态迷恋，以及与之相随的公共人际交往的衰落(该潮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99年安顿的《绝对隐私》在全国火爆一时，以隐私而非社会史为内容的“口述实录”文体也迅速流行开来)。凡此种种，共同构成了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语境。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分析。

　　198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类似于西方的“祛魅”或曰世俗化运动，我们称之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运动。对领袖的个人迷信被部分破除，极“左”的宗教化革命意识形态被部分否定。伴随这个中国式世俗化浪潮的，是“文革”式群众运动(一种极端的“公共参与”或曰“运动群众”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平等、理性交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开始兴起(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主体性的讨论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是其标志性事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世俗化浪潮尽管否定了“文革”时期的“穷才是社会主义”的贫困崇拜，肯定了个体对世俗物质生活追求的合理性，但大众并没有沉浸到物质主义和利己主义，没有沉溺于自己和自己的亲密关系或封闭性的私人隐秘经验，相反，政治参与热情被极大激发(比如一部小说、一首诗就能激发大众的持久讨论)。宗教神魅的祛除与世俗公共世界的复兴相携而行。虽然这个世俗化浪潮伴随个性觉醒、个人主义以及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但它们并不与公共世界对立，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的衰退。恰恰相反，建立在祛魅(“思想解放”)基础上的新公共性的生成，是以觉醒了的个人(类似哈贝马斯描述的18世纪西方社会的自律个体：既懂得自己的个人权利，具有主体意识，又热心公共事务，有参与意识)的诞生为标志的。

　　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俗化的框架中思考和肯定19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意义。新时期最早出现的大众文化的代表，是从港台地区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如《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等，以及影视剧《霍元甲》、《上海滩》等。对于在单一的“革命文化”(以样板戏为典型)中长大的、时值20岁上下的青年，听这些歌曲真的是如沐春风，其震撼力、亲切感难以言表：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动听的“靡靡之音”!记得王朔在《我看大众文化》中这样描写自己听邓丽君歌曲的感受：“听到邓丽君的歌，毫不夸张地说，感到人性的一面在苏醒，一种结了壳的东西被软化和溶解。”这个感受对我而言也是很真实的，我想这也是知识界和大众的共同感受。这种感受具有深刻的公共性。这些所谓“靡靡之音”在当时是作为对极端的“公共文化”(其代表是所谓的“样板戏”)的反动而出现的，它不但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十分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而且唤醒了人性的复苏。在这个意义上，它与“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在精神上无疑是极为一致的，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呼应和推动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新启蒙”和人道主义思潮。邓丽君所代表的大陆最早的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正好出现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与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松动、消解之时，它本身就是作为对于这种意识形态一体化驯化的批判与否定力量出现的，是对打着集体主义、理性主义旗号的禁欲主义的反动。成千上万喜欢邓丽君的民众并没有因为喜欢她的“靡靡之音”而疏离公共世界，恰恰相反，“靡靡之音”和别的文化文学思潮一道培养了既具有自主性、独立人格(因此不同于“文革”时期的“螺丝钉”)，又积极关注公共事务(因此不同于今天的“消费个人主义者”)的新颖个体。可以说，1980年代的大众文化对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