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来没有一个非法组织敢象“法轮功”一样以中共“头号”敌人自居，公然对我进行思想渗透和实施和平演变，且手段如此之卑劣、行为如此之反动、时间如此之长久。“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为什么这么邪？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反动能量呢？这是我们开展反邪教工作十多年来不容忽略的一个问题。以“法轮功”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邪教，它作为一种在思想上、行动上具有反正统性、反社会倾向的极端主义异端教派，它不仅具备一般邪教的基本特征，而且有其非同寻常的特殊性。这就需要我们从解剖它的“实质”入手进行深层次分析和研究。

 

　　“法轮功”不在“功”，而在“邪”。践踏人性、反对科学、祸乱社会，是世界上一切邪教的共同特征，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也同样如此，综观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全部行径，人们不难发现，“法轮功”除具有一般邪教的共同之处外，还有它的独到之处——以“功”掩“法”，瞒天过海。李洪志在推出其歪理邪说之初，为掩盖其邪教本质，采取以“功”掩“法”的卑劣手法。“气功”作为一种集调心、调息、调身融为一体的心身锻炼方法，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气功医疗”更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正是看到这一点，李洪志最初便通过气功杂志大肆宣传自己和“法轮功”，并且于1993年申请加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从而使之有了立足生根的“借口”。李洪志的根基站稳之后，他就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通过贬低“气功”来抬高自己。如他在《转法轮》一书中说：“前些年有许多气功师传功，他们所讲的都是祛病健身那一层次的。真正往高层次传功，目前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因为它不是一般人传得了的。”又如他在北京“辅导员”会议上说：“我们一上来就是在高层次上谈修炼的问题，将来不要再说什么气功、气功的问题。”通过李洪志这些言行可以看出，李洪志初期讲点儿“气功”，不过是想借助气功旗号，利用一些群众通过气功强身健体的愿望来发展自己的邪教组织而已，他的目的不是在“功”，而是邪，真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法轮功”不仅“邪”，而且“反”。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曾再三表白不参与政治，说：“修炼的人无须管人间的闲事，更不要参与政治斗争，也不投靠任何国内国外的政治势力”（《精进要旨》96页），可后来，特别是政府宣布“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并依法予以取缔后，李洪志之流竟威逼利诱“法轮功”痴迷者公然与政府对抗，甚至在举国迎春的喜庆时刻，在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地方搞“自焚”，有意制造政治事件，造成流血冲突，谋求“国际干预”。截至到2004年11月，“法轮功”组织竟发展到与“台独”、“民运”等敌对势力密谋策划，抛出了“九评共产党”系列反动文章，已公开亮出了反华反共的旗帜，进一步加紧与各种敌对势力合流，积极充当反华反共的“领头羊”，疯狂炒作并不择手段地向境内传播“九评”，企图掀起反共的恶浪。他们极力插手境内群体性事件，频繁联络境内敌对分子及对社会不满人员，企图将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引向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由非对抗性矛盾激化为对抗性矛盾，将群体性上访事件转化为“街头政治”，企图通过推行“颜色革命”，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国家政权。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已完全撕下了“不搞政治、不反政府”的外衣，成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所豢养、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以邪教方式进行活动的反动政治组织，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我们同“法轮功”的斗争，已成为对敌斗争，成为颠覆与反颠覆的政治斗争。

 

　　“法轮功” 不但“反”，而且“繁”。美国在其“反恐”战略得手后，进一步谋求在全球的霸权，对我遏制倾向明显增强，我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外来压力增大，对敌斗争进入复杂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大对“法轮功”的支持是一种必然，我们同“法轮功”的斗争更加复杂。现在“法轮功”已具备了搞所谓通过“街头政治”推翻现政权的诸多要素：其一，“法轮功”已成为境外敌对势力中的核心骨干力量。其二，经过多年的经营，“法轮功”形成了以“明慧网”、“大经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等完备的反动宣传体系。其三，邪教的产生和发展蔓延在中国有一定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法轮功”目前所缺的就是反共反政府的突破口。“法轮功”极力插手国内群体性事件，目的就是寻找突破口，以便在此基础上，通过“街头政治”方式进行反对党和政府的活动，以实现其“天鹅绒行动”计划。

 

　　可见，同“法轮功”斗争性质的改变，跟深刻而复杂的国际背景分不开，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升级了；我们不是没有事情可做了，而是工作任务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