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之说，源于《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七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邪教“全能神”据此谬解说：这里的“东方”（东边）是指中国，神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在东方，降临在中国——大红龙群居之处，是一个女基督。

　　这是对《圣经》经文的恶意歪曲。

　　首先，《马太福音》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加伯农城税吏马太所写，考证家推断成书于公元70年之后，是早期基督教阶段的作品。全书显示较浓厚的犹太教色彩，多处引证犹太教《圣经》以证明耶稣是犹太人历来期待的基督，亦即犹太先知门所预言的弥赛亚，故有“犹太福音”之称。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最大区别是，犹太教是犹太民族性宗教，其典型特征是“特殊神崇论”，它以上帝的“选民”自居，排斥其他民族，而基督教则强调凡信上帝者都为“选民”。有“犹太教福音”之称，犹太教色彩浓厚的《马太福音》，不可能把基督复临实施末日审判寄托在遥远的并非上帝“选民”的异族他乡。

　　其次，《马太福音》成书的年代，正置中国的东汉时期，基督教产生的罗马帝国与东汉王朝还没有直接的交往关系。中国对罗马的认识始于班超时代。东汉外交家、军事家班超于公元73—97年经营西域时，罗马帝国也迎来鼎盛时代。班超通过安息国才知道，西边有个大国名大秦。班超知道大秦之后，对这个丝绸之路极西的帝国寄予厚望，便派副使甘英前往联络。公元97年，甘英沿丝绸之路西行，经安息、条支而抵达波斯湾畔，欲波海时，却因安息政府不愿放弃中西贸易的垄断中介地位，指使船人欺骗恐吓，以致中途折返。甘英虽未到达大秦，但他是汉朝使节中西行最远之人，并且，此次他搜集的许多有关大秦的信息。所有这些，《后汉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由此可知，在《马太福音》成书的公元一世纪，东汉王朝知道大秦（罗马）的人寥寥无几，而在罗马知道中国的人也不会很多。身为下层税吏的马太，不大可能有这种地理知识。退一步说，即使马太知道有中国，也不会把现实最高宗教理想的愿望寄托在十分生疏朦胧认识的国度——中国。

　　第三，“中国”一名的内涵和外国对中国的称呼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在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和“邦”，“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当然，历史上的“中国”不等于今天“中国”的疆域范围。严格地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中国古代各个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汉朝的国号是“汉”，唐朝的国号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国号有宋、辽、金、明等，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上签署的国名是“大清”，他们的国号都不叫“中国”。直到辛亥革命后，我们把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外国对中国的称呼也经历了相应的历史演变。秦朝时，西域称中国为“秦地”，现在伊朗的波斯语，印度的印地语、意大利语、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通常都认为是从“秦”的发音转化而来。汉代国力盛极一时，曾多次派遣使臣出外。汉代以来，中国常以汉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外国人也称中国为汉。我在《马太福音》中没发现有关汉朝的记载，不知有汉，何言“东方”、“中国”？

　　第四，基督教产生在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活动中心是耶路撒冷，《圣经》所称“东方”，当是巴勒斯坦以东不远的地方。例如《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园立了一个园子，把所创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据学者考证，伊甸是古代巴比伦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名称，此词在古希伯来文中衍义为“可乐之地”，后来逐渐衍生出“地上乐园”、“极乐世界”的涵义。《圣经》中描绘伊甸园中流有四道河，沿河布满了黄金、珍珠和红玛瑙等。这里的“东方”是指幼发拉底河下游。再如《马太福音》第二章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博士们从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找到了婴儿耶稣，献上黄金、乳香、没药作为礼物，就回东方去了。在那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时代，耶稣刚生下来，几个东方博士便赶到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想那“东方”离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也不会很远。据说，这些博士是波斯拜火教的祭祀，《圣经》没有说明他们的人数，后人根据所献礼物共三件而推断为三人。教会把1月6日三人来朝的日子定为“三王来朝节”（祭祀有时会分封为王）。从圣诞节到1月6日共12天，12天的路程，三博士来自波斯还是更可信一些。由此可知，这里的“东方”是指波斯。

　　第五，内涵有中国的“东方”概念，是15、16世纪形成的。大航海（地理大发现）之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印度、帕米尔高原、阿拉伯半岛、北非、欧洲都是西方；大航海之后，欧洲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先进国家，“东”和“西”的定义权已经不属于中国人，而是属于西方列强。列强以其所在的位置把通向亚洲的海上路径——西地中海一带为基础，对其以东广大的地区称为东方，并相沿使用至今。这样一来，中国的一些“西方”变成了欧洲的“东方”。又因这个“东方”过于辽阔，随后又按照与他们的距离远近，分别称之为近东、中东、远东，这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这就是说，在形成《圣经》的年代里（《旧约》大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世纪方完成；《新约》始于公元1世纪中叶，到4世纪末后定型），在欧洲人的观念里尚不存在含有中国的“大东方”。因此，《圣经》中的“东方”与近现代的“东方”其内涵是有巨大差异的，《圣经》中的“东方”绝无可能是指中国，至于“女基督”云云，更是无稽之谈。

　　宗教是对现实条件的幻想的反映，但并不是毫无根据，只有邪教才敢于无所顾忌，盗名欺世。邪教“全能神”恶意曲解《圣经》经句以蛊惑人心的伎俩必须戳穿。

　　主要参考资料：

　　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2006，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研究室《基督教文化面面观》（1991，齐鲁书社）

　　王建辉、易学金主编《中国文化知识精华》（1998，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