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法轮功被政府依法取缔后，公安分局、作业站领导都到家里来做工作，和她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要求她今后不能再练了。当时冯兰嘴上答应了，可之后仍然阳奉阴违，仍然偷偷的“学法”、“练功”。这时，我的女儿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她对妈妈整天魂不守舍、神神叨叨的样子很不解，多次关心的对她说：“妈妈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了，咱们到医院看看吧？”她妈妈却说：“我练功就是为了祛病健身，将来还能得到‘圆满’，也让你和你爸爸都‘圆满’”。她说话时恐怖的眼神，足足吓了女儿一跳，跑到我身边向我哭诉。我爱人真正痴迷上了法轮功。亲戚朋友都劝她说，政府不让练，就别练了，练这功有什么好处。可她完全没当回事，还极力劝大家练，说法轮大法好，练法**，身体里就会有法轮。自从练了法轮功，冯兰就认为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常人了。     自从全国发生习练法轮功人员自焚等案件后，我整天对冯兰提心吊胆的，担心哪天她做出什么傻事来。后来公安分局来家里搜查没收了法轮功书籍，她还在说法轮大法好。那一天，当乖巧懂事的女儿看到警察把她妈妈带上警车的时候，都哭成了泪人，却还在劝她：“妈妈，你不要女儿了吗，你就跟警察叔叔说，再不练法轮功了啊。”可她妈妈无视女儿含泪的祈求，却毅然决然地说：“我就是当代的刘胡兰，真理永远把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一刻，有不少老百姓围观，对冯兰近似疯狂的举动和荒诞的话语，不时的摇摇头，发出一声叹息。我和孩子既羞愧又无奈。

   她这一走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我一个人照顾父母，又照顾孩子，每每回想起从前幸福和谐的小日子，再看看双亲需要女儿、丈夫需要妻子、孩子需要母亲、家庭需要温暖的现实，心中有一种莫名的苦楚，我是多么需要一个人与我一起共撑危局、渡过难关啊。可就是这个时候，冯兰却没有尽到一个子女、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我时常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气维持这个有名无实的家庭。所幸，单位领导每年对我生产生活上给予了很多的帮助，并劝我不要跟冯兰离婚，要给予她希望。渐渐的我明白了，在邪教面前，我的家庭每一位成员都是受害者，而冯兰则是伤的最重、陷得最深的受害人。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家庭支柱，我对冯兰最大的责任、对邪教最有力的反击，就是默默支持她转变，等候她回归，把一个完整的家交给她。

   她在这三年的监狱生活中，教导员经常训导她们，不要执迷不悟，沉迷于邪教。而我也始终坚持与冯兰通信，让她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在头一年的来信中，我爱人依然口气很硬，我在回信中劝她，家里有老人，孩子惦念着你，等待你的照顾，不要在信什么邪教了。在第二年来信中，她的口气已经缓和了，对家庭的愧疚、对亲人的思念溢于言表。第三年，她来信说不练法轮功了。短短的一句话，对我而言，字字千金，不禁喜极而泣。等待她出狱的日子，每一天都新的，我知道我看到了希望。出狱的时候，是公安分局的车给她接回来的，那天，我见她那纤小的身材，越加有一种大病初愈般的孱弱，我赶紧上前扶住她进屋，此时，所有的思念和委屈都变得“无声胜有声”。接着，我和孩子精心陪伴了她半个月，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让她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这期间，志愿者多次找到冯兰，耐心细致做她的思想工作，多方引导她认识法轮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冯兰回想自己自从习练法轮功后，不但父母双亲、丈夫孩子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更可悲的是，一个原本应该幸福的家庭差一点没走向破碎。我能感觉到她的愧疚和悔恨。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半夜听到她在轻轻抽泣，我问她怎么了，她突然坐起来，紧紧抱着我说：“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练法轮功了！”我被她紧紧抱着，任由她的泪水肆虐，我也终于忍不住泪雨滂沱。那一刻，我真真的感觉到，所有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承受的委屈，此时全部都化成了喜悦。

   她终于醒悟过来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